打砸、纵火、炸弹袭击、绝食自杀英国女权组织者的“疯狂人生”

“女权运动”又译作“妇女解放运动”,是反对歧视女性,使女性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,实现两性平等的社会运动。

所以,女权运动发起的初衷绝对是毫无争议的“正确选择”,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体现。

但条条大路通罗马,即使一项运动的目的是明确的,实现的方式却存在着多种路径。

今天,我就想为大家介绍一位富有实战精神的英国女权主义者,她为了实现“两性平等”,不仅建立了一个女权组织,还领导妇女们在运动中大规模使用暴力手段。

纵火、绝食、打砸、冲击议会等都是该女权组织的常用手段,她们甚至还会使用炸弹来进行袭击

人类社会历史上,人权的概念已有了200多年的历史,但人权概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不包括女权,“人权”的含义只是特指男人的权利。

工业革命开始后,以大机器为主体的工厂逐渐代替了手工作坊,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而巨大的发展。

在产业革命的影响下,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了同男子一样的知识与技能,她们冲破中世纪以来的封建束缚,走向了社会。

而随着女性参与社会生产的程度越来越深,规模越来越大,其政治权利方面的巨大缺失逐渐凸显出来,女性们也开始渴望得到相匹配的社会地位

于是,她们开始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,一个以争取参政权为主的妇女参政运动在整个西方世界发展起来,而埃米琳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。

1858年7月,埃米琳出生于曼彻斯特的一个殷实中产阶级家庭,而曼彻斯特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开路先锋,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前沿阵地,也是——“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重镇”。

在这种情况下,她不仅在青少年时期就随着母亲参加妇女参政会议,还被送到法国巴黎著名的女子师范学校接受教育。

而这所女子学校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宣传女性平等理念,更是进一步加深了埃米琳的女权主义思想。

遗憾的是,尽管埃米琳的父母要比当时英国其它中产阶级的父母开明得多,但是他们依然无法完全摆脱时代的性别观念。

他们希望女儿长大后过着传统的维多利亚式的中产阶级女性生活,而不是走上街头当什么先进女性榜样,这让厌恶传统女性生活模式的埃米琳十分郁闷。

但就在此时,一位男子的出现改变了她的人生,这就是担任曼彻斯特妇女参政全国委员会法律顾问的——“理查德·潘克赫斯特(Richard)”。

理查德积极为妇女争取权利的样子深深地迷住了埃米琳,成为了她心目中的英雄,1879年12月18日,埃米琳和理查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

婚后,富有自由激进思想的理查德鼓励埃米琳去实现自己的理想,因为他并不希望埃米琳变成家务劳动的机器,因为社会同样需要女性的参与。

嫁给理查德之后,埃米琳开始参与到丈夫的从政事业中,多次协助丈夫参加大选,而就是1885的大选,为她未来的女权事业提供了“灵感”。

那一年,理查德作为自由党代表参加竞选,尽管此次选举有自由党的支持,但理查德最终还是输给了保守党的代表。

在这场竞选中,虽然帕内尔领导的爱尔兰自治党的人数并不多,政治目标也很难实现,但其在政坛上的地位却举足轻重,是众多党派巴结的对象。

而理查德的失败,很大原因就是因为爱尔兰自治党选择支持保守党,没有被他成功争取过来。

“爱尔兰自治党这样一个小党,几乎是没有可能从绝大多数的敌对中赢得自治的,但是帕内尔及时用他所能用的种种方法使政府屈服。这是可资借鉴的政治经验,今后要为我所用”。

1889年,埃米琳建立了“女权同盟”,并在之后将自己主要的政治精力都投入到了独立工党的工作中。

在此过程中,她亲身感受到了社会底层妇女的悲惨境遇,也亲眼看到了女工、童工的悲惨境遇

随后,埃米琳作为独立工党的代表先后被选为曼彻斯特的教育督导、曼彻斯特教育委员会成员、曼彻斯特技术学院指导。

在此过程中,她进一步发现女性在社会中遭受的压迫,比如女教师不仅工资低于男教师,且在常规的课目外还要额外承担家政课程。

再比如,曼彻斯特技术学院每年花费巨资用于男性技术培训,却不为女性提供任何技术培训,此类例子比比皆是。

这使埃米琳强烈地意识到,妇女只有获得“选举权”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,而只有通过妇女的参政运动,才能实现这一目标。

埃米琳参加独立工党本就是希望推动女性的议会选举权,可该党虽对妇女参政持友善态度,但对推动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却并不热心。

这样埃米琳十分沮丧,而在听到最新一次的议会改革依然没有赋予妇女选举权的结果后,埃米琳彻底爆发了。

她同自己的两个女儿组织起“妇女社会与政治同盟”,自此成为女权运动激进的核心力量

当然,一开始埃米琳并没有太多的暴力举动,更多的还是相对较为和平的手段,有点儿“非暴力不合作”的意思。

她们在曼彻斯特举行集会,质问自由党发言人将对妇女解放采取哪些举措?并挥舞“给妇女选举权”、“自由党政府是否给工人妇女以公正?”的长幅制造声势。

不过,在英国媒体的报道出炉后,衣着体面的妇女被警察粗鲁地扔出会场的照片震惊了英国公众。

这场行动无疑是成功的,埃米琳的组织也揭开了英国女权主动出击对抗政府的序幕,妇女参政运动开始被更多的公众所知。

她一次次的组织户外集会与,甚至还在1906年初,带领大批妇女冲击英国国会,并和骑警展开了激烈的搏斗。

而她们的行为也让更多的妇女开始了解到了社会对妇女的不公,纷纷加入到这场为自己命运抗争的运动中。

1908年,数万妇女同盟会员走上街头,上演了一场妇女参政史上规模最大、人数最多的,整个社会为之震动。

尤其是在两名妇女直接把首相府的窗玻璃砸碎后,妇女同盟行动开始大规模演变为——“有节制的暴力行动”。

埃米琳签署命令,将砸窗户作为妇女同盟的行动纲领,以吸引社会更大的关注。随后,伦敦城内各类男性政客住宅的窗户就都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。

而除了砸窗户外,埃米琳还带领妇女们通过毁坏财物、袭击男性政客、烧毁信件、主动被捕在狱中绝食等方式,对公共秩序制造有限度的破坏。

而在1910年,因为首相的蔑视和侮辱,妇女同盟的暴力行为达到了一个小高潮。

因为在妇女们的努力下,一些对妇女持同情态度的男议员向议会提交了《和解草案》。

这份所谓的和解案提出,可以把投票权赋予一些财产极为丰厚的女性富豪,也就是有着超过百万英镑身家的女性。

相信大家可以看出,这只不过是安慰而已,毕竟资产能够到达这个水平的女性就是凤毛麟角,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。

可即使是这种妥协极度有限的法案,依然被时任首相赫伯特·阿斯奎斯所反对,他甚至宣称——“由女性参选的政府作出的决定会缺乏事实上和道德上的权威”。

而埃米琳听闻此情况后,并没有什么沮丧的情绪,而是淡淡地说了句——“要行动,不要嘴动,这是我们永远的座右铭(Deeds,not words, was to be our permanent motto)”

于是,作为对首相的回应,她在1910年11月18日,亲自带领300余名妇女聚集在议会入口,警方组成的人墙对她们进行管控,则直接引发了暴力行为。

这导致115名女性入狱,几乎所有人都挂彩,更是有2名女性丧生,这一天也被妇女们称为——“黑色星期五”(Black Friday)。

不过,警方的行为也引发了社会大讨论,尤其是在警察攻击一名倒在地上女性的照片登上了报纸头条后,几乎被骂成了狗。

但公众只不过是同情她们而已,真正支持妇女参政的人并没有多少,埃米琳们的政治目标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。

所以,妇女们的抗争也在继续,每年都有数百名女性因为暴力事件被捕,仅埃米琳一人便被拘留14次,被判入狱6次,并参加绝食行动12次。

虽然英国方面通过强制性喂食对付绝食妇女,但妇女们被捕后表现出来的勇气再次引起社会震撼。

因为这种强制性喂食的画面确实比较残酷,根据一位被捕女性的描述,整个操作过程是这样的:

“他们通过鼻饲给我喂食,非常痛苦。他们通常是先把我推倒在地上,用床单盖住我,然后有三个块头很大的看守压在我的身上,让我无法动弹。这时医生再进来,一个人跪在我的肩膀上,另外一人则把食管我的鼻子里,很长的管子,顶端很硬。由于鼻子疼痛,所以也影响到眼睛。”

而一次次的绝食行动也成为了激进妇女们培养团结精神的最好纽带,让她们建立了战友般的情谊。

一是“频率的提升”,几乎每个月都会出现数十起暴力事件,上千名妇女因此遭到逮捕;

二是“烈度的提升”,妇女们不仅仅只是砸窗户了,她们开始了大规模纵火行为,甚至还动用了炸弹进行袭击。

火车站、教堂、学校、各类博物馆、私人住宅、大小工厂等,都成为了她们袭击的目标

更为惨烈的是,一名妇女竟直接在赛马场手持条幅冲向飞速奔驰的赛马,直接死于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马蹄之下。

而埃米琳表示,暴力行为的不断升级就是为了“让民众感到不安全”,从而对政客们“施加巨大压力”。

虽然这一次,全世界的媒体镜头终于都转向了埃米琳和她所代表的群体,但妇女们的暴力抗争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中断。

如果妇女们选择继续采取行动,不仅会引发公众的反感,还会被政客们趁机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理由打压

所以,埃米琳立即表示要与政府共渡难关,甚至还领导女性们在国内大搞特搞战争的后勤工作,她们通过演讲、写信动员人们参战,还号召女性投入社会生产。

女性们也因此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,更是全情投入到战争的保障工作中,但这也不是没有副作用。

比如许多女性为了鼓励男性上前线参战,大力开展所谓的“白羽毛运动”,通过夹着白羽毛的信件,逼死了不少因故无法参战的男性。

不过,妇女们在战争中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,一战结束后,英国政府规定30岁以上女性获得选举权。

而在1928年5月,也就是埃米琳去世前一个月,政府通过法案,女性终于获得了和男子同等的选举权。

不得不说,埃米琳领导的妇女同盟掀起的“激进妇女参政运动”,确实引发了社会的关注。

她们试图通过暴力的手段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,也震撼了整个英国社会,与福西特夫人领导的主张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但个人认为,真正起作用的并非是妇女们的暴力行为,因为直到战争爆发前,她们的暴力也没有获得过什么实质性的回馈。

最终起到决定性作用的,恰恰是因为女性们在战争时表现出的“积极态度”和“实实在在的贡献”,才让男性政客们不得不承认女性对社会的重要地位。

“在争取权利的过程中,不仅仅要考虑自己的权利,同时也要认识到自己的义务和贡献,更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,否则一切都只可能是镜花水月”

发表回复

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。 必填项已用*标注